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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工作

智慧城市与创新人才——从3T到3C

文章来源:邓庆宁     时间:2017-12-15

一个城市具有吸引力,常常表现为新兴工业起步,投资和新企业增加,促使就业机会增加、新住民和以该地为目的地的游客增加、进而推动对房地产的需求和基础设施水平的提升,从而促进城市经济社会的的发展,产业形态从产业集聚旋升到产业集群和产业互联。一个城市以这种模式发展到一定阶段,一般会进入一个平台期,由于这个平台阶段具有高原“缺氧”的特征,城市发展也容易因而形成发展的困局。惠州要破解这道发展难题,保持长盛不衰的绿色发展动力,其可行路径就是培育创新要素,提升创新能力,持续吸纳创新人才,建设创新型城市。在惠州入列粤港澳大湾区的当下,惠州提出了建设绿色化现代山水城市的城市发展新定位,这也揭示了惠州建设创新型城市的全新内涵。

现代城市发展学说认为,创新型城市必须具备3T”要素,即人才(Talent)、技术(Technology)和包容(Tolerance),人才为第一要素。就“人才”业态分布来看惠州社会阶层的新型态,我们可以发现除了操作阶层(Working class)、服务阶层(Service class),还有一个新兴的创造阶层(Creative class)。惠州目前操作阶层规模庞大,服务阶层迅速增长,创造阶层未成集群。这样的社会生态分布是与惠州当前的经济文化水平相关的。但凡最富于创新活力的城市,总是集中了两种创新型人群,一种是严谨而认真的科学家、教授及学者、工程师、设计师、建筑师等,充满了科学精神;而另一种则是浪漫而激情的艺术家、文化人、传媒工作者、各种自由职业者等,充满了异想天开的创造和意象。当然也还包括了各种各样文化背景的新移民群体,带来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和生活信息。多种人才和文化背景的融合,带来了人文与科学、严谨与浪漫、理念与操作、传统与现代、物质与精神的碰撞和激荡,从而激活了创造的空间,升扬了城市的百变风情和万千魅力。没有这两种创新人群规模交集的城市,远不能说是具有创新活力的城市,更不能说是具有绿色化、现代特质的城市,充其亮只是具有自然山水和历史人文禀赋的“老派”城市。我们可以纽约之与金融、旧金山之与硅谷、巴黎之与时尚等作为参照系,这是全球视野;我们也可以北京之与文化、上海之与金融、杭州之与互联网、深圳之与创新等作为参照系,这是本土标杆。这些城市的活力和魅力既是基于这些城市的文化格调,更是因为由此吸引了大量科学和激情这两类创意人才,使创造阶层的规模上升到可以引领城市的生活、时尚以至文化的程度。惠州目前的创造阶层远远没有形成集聚规模,客观上也就局限了惠州城市文化风情的升扬和人文品格的彰显,创新创意业态的发展仍然滞后于GDP的增长,同时这也导致GDP中的创新和文化的含量偏低。至于“技术”,它是一个城市的创新和科技水平的集中表现。科技、研究、艺术、文化、娱乐、计算机及软件、高新企业、医疗、体育、管理等创意产业对高智能人群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而“包容”指的是城市的环境和利便条件,包容就是开放、宽容和多元。一个城市越是多元和开放,就越能吸引创新型人才,也就更有利于高科技的集中和成长。在新经济时代,人们对音乐、艺术、情调、风格等人文环境以及对气候、空气、生态等自然环境的需求越来越高,但凡上述条件良好的城市总是成为吸引创造阶层的高能磁铁,而资本为了得到这些高智能人才资源,也会跟随着创造阶层来到这些城市,从而提高城市的禀赋能力。因此,具有更大包容性的城市社区,更加人性化的城市利便条件,宽松、有序和多元化的社会文化环境,确是吸纳高智能人才资源的关键软实力。

如果我们把视阀投射到所有人群,人才结构又会呈现怎样的图景呢?美国人安迪·凯斯勒对新型人力资源进行了高屋建瓴的概括:忘记白领和蓝领的两分法吧!经济中只有两种人:“创造者”和“服务者”。“创造者”推动生产力的提高——编写代码设计芯片、研发药物、运作搜索引擎;“服务者”为创造者和其他服务者提供服务——建造房屋、生产食品、提供法律咨询或在社区服务中心为长者服务。许多服务者将被机器、计算机和新的商业模式所替代。”凯斯勒的观点把我们带进了全新视角,使我们对于新经济条件下职业生态的未来有了全新的认识。

当你还在对凯斯勒的观点叫好时,《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他的新著《曾经的辉煌》一书中,对人力资源市场上的职位进行了更加精准的划分,他认为现在的就业职位有四类:第一类职员为“创造性创造者”。他们是最好的律师、会计、医生、艺人、作家、老师和科学家。用非例行性的方式处理非例行性的任务是他们的工作重心。第二类职员为“例行性创造者”。大多数律师、会计、放射性学者、教授和科学家都可以归入此类。以例行性的方式处理非例行性的任务是他们的职责所在。第三类职员为“创造性服务者”——以富有创意的方式处理任务的非例行性低技能工人即属此类,如掌握特殊制作工艺的糕点师、善于和患者沟通的护理师或者技艺精湛的调酒师。第四类职员是“例行性服务者”,他们以例行性的方式做常规的工作——仅此而已。这样的观点对于当代高等教育该具有多么大的冲击力:我们的大学必须审视目前在培养哪类人才,必须瞄准全球人力资源市场的趋势以调整我们的教学目标,降低“例行性创造者”和“例行性服务者”的培养比例,培养更多的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创造性创造者”和“创造性服务者”。

如果你从事的是“创造者”的工作,但你却是以一成不变的方式和态度去应对变化的环境和个性化的任务,“以不变应万变”,那么你即便是在创造性的岗位上,即便你是教授、医生、芯片设计者,你也将面临被淘汰的危机。如果你从事的是“服务者”的工作,但你每一个项目的完成都具有独创性,你就能在“服务者”的岗位上成就“创造者”的事业,这也是工匠精神的精髓所在,大批服务大师和工艺大师即是“创造性服务者”的光辉群像。

如何才能培养更多的“创造性服务者”?哈佛大学科创中心创新教育学家、《全球成就鸿沟》作者托尼·魏格纳提出了3C教育的概念——即“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有效的口头和书面交流(Communication)、协作(Collaboration)。这个“3C”透露给我们一个明确的信息:培养“创造性服务者”或“创造性创造者”,大学教育的重心并非智能教育或技能性教育,而是人格教育和社会性教育。因为,当代社会生产的组织形式均为团队模式,个体工匠式劳动已成为历史。因此学会与人相处乃是人生一大学问。批判性思维就是提出正确的问题,而非记忆正确的答案;交流和写作则包括确定目标,形成方案然后与其他人共同努力将之实现。一个人要晋级创造阶层,需要做到上述3C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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